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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密教中濕婆化身護法之演變與財神化研究

I. 引言

本報告旨在深入探討印度教主神濕婆的化身——大黑天(Mahākāla)——在中國唐、宋、元三朝密教中的演變歷程。研究將特別關注其作為護法神的職能轉化,以及其如何逐步與財富屬性相結合,最終實現「財神化」的現象。本研究將嚴格依據現有文獻資料,避免主觀臆斷,力求提供有憑有據的學術分析。

本報告的時間範圍明確限定在唐、宋、元三個朝代,聚焦於中國漢地密教的發展。研究將避免深入探討西藏密教和日本密教的具體內容,除非其對中國密教的發展產生了直接且明確的影響,並將明確指出此類影響的來源。

核心概念的界定對於理解本報告至關重要:

  • 濕婆 (Shiva): 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與梵天、毗濕奴並稱,職司毀滅與生殖,被視為宇宙的本體,地位顯赫,法力無邊 。其形象多變,常見手持三叉戟、身纏蛇、披象皮,額有第三眼,被譽為「舞王」 。在佛教中,濕婆常被攝受為大自在天 。
  •  大黑天 (Mahākāla): 梵名Maha^ka^la,漢譯為摩訶迦羅、大黑天、大黑天神等。其為密教重要護法神之一,源自印度教濕婆神的變身 。
  •  貢巴 (Gonpo): 藏語(nag po Chen po),音譯「貢布」,意譯為「怙主」、「依怙」、「護主」。在藏傳佛教語境中,此詞常指稱大黑天 。
  • 怙主 (Hugzhu): 漢譯,意為「依怙主」或「護衛」。在藏傳佛教中,指具有強大法力,能為信徒提供保護、減少困難的護法神,許多是大菩薩、明王或已見道的天界神明 。
  •  三界怙主 (Three Realms Protector): 在藏傳佛教語境中,通常指釋迦牟尼佛或觀世音菩薩等至高無上的依怙者 。在唐、宋、元漢地密教中,此概念的具體闡釋在現有文獻中較為稀少,或與藏密語境有所差異。

II. 濕婆神在印度教與佛教中的地位轉化

印度教濕婆神之本質與多重化身

濕婆神在印度教中是核心神祇之一,與梵天、毗濕奴並列為三相神,其職能涵蓋毀滅與生殖,被尊為宇宙的本體,擁有無邊法力 。濕婆的形象極為豐富多變,常見的化身包括地、水、火、風、空、日、月、祭祀等八種 。他的配偶雪山神女(Parvati)亦有多種忿怒化身,如時母(Kali) 。在藝術表現上,濕婆常被描繪為手持三叉戟、身纏毒蛇、披著象皮,額頭上有一隻能噴毀滅之火的第三眼,並以其「舞王」的姿態聞名 。

濕婆神本質上具有創造與毀滅、吉祥與暴虐的雙重屬性 。他既被稱為「帶來幸福」的「希瓦」,同時也是「毀滅一切的破壞神」 。這種內在的矛盾性,為他被佛教攝受後,能夠同時承擔「護法」的威猛職能與「財神」的施福職能提供了天然的基礎。佛教在吸收濕婆時,無需重新創造這種二元性,而是在其既有基礎上進行選擇性吸收與強化,使得大黑天既能降伏惡魔,又能賜予財富,這種看似對立的職能實則源於其印度教原型的複雜性。這種預設的複雜性,使得大黑天在佛教中的多重角色演變顯得自然且合理。

濕婆(大自在天)被佛教攝受為護法的緣由與意義

濕婆在佛教中被稱為「大自在天」(Maheśvara,摩醯首羅),被視為住在色究竟天(色界之頂)的三千界之主 。密宗護法中的「大黑天」被明確指出是濕婆的化身之一,後為佛教吸收而成為護法 。

佛教將濕婆等印度教神祇吸收為護法,不僅是宗教融合的表現,更是一種「攝受」策略,即通過降伏或轉化原有強大神祇,來彰顯佛教的至高無上性。密宗在發展過程中,能夠收服並攝編各地原有神祇,使其歸屬於密部,例如西藏密宗成功征服苯教諸神即為一例 。這種策略使得這些神祇在保留其原有強大威力的同時,轉而服務於佛教的護法目的,為佛法久住人間提供世俗層面的保護與支持。大黑天作為濕婆的忿怒化身被攝受,恰好體現了佛教對強大力量的吸納與轉化,使其成為「降伏惡魔」的工具 ,而非獨立的外道崇拜對象。這種將外道神祇轉化為佛教護法的做法,也象徵著佛教在思想和信仰體系上的優越性與包容性。

III. 唐朝密宗中的大黑天:護法與財神之初現

唐密傳入中國的背景與主要譯師

公元716年(唐開元年間),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這三位「開元三大士」將印度密教傳入唐朝,使密宗在中國興盛起來 。他們傳入了胎藏界與金剛界兩部密法,並實現了「善金互授」(善無畏傳胎藏界法予金剛智,金剛智傳金剛界法予善無畏)及不空「兩部一具」(一人傳承兩部大法)的傳承,奠定了唐密體系的完備性 。

「開元三大士」在唐朝建立的「兩部一具」的密教體系 ,意味著唐密從一開始就具備了高度整合和包容的特點。這種完備的體系使得大黑天這樣具有多重屬性(戰神、廚房神、施福神)的護法神能夠被順利地納入,並在不同的儀軌和信仰實踐中發展其多樣職能,而不會顯得突兀或矛盾。這種綜合性為其後續的「財神化」演變埋下了伏筆,因為體系本身就鼓勵了對世俗利益的關注與吸納,展現了密教在中國文化中紮根的靈活性。

唐代經典中大黑天的記載與其忿怒相

唐代密教經典中對大黑天有明確記載。不空奉詔所譯的《金剛恐怖集會方廣儀軌觀自在菩薩三世最勝心明王經》中,明確記載大黑天為「現為使者為成辨一切」的神祇 。不空的弟子神愷所著的《大黑天神法》中,則詳細描述了大黑天的形貌:「青色三面六臂,前左右手橫執劍,左次手執人頭(取髻提也),右次手執羊牝,次左右象皮張背後,以髑髏為瓔珞」 。此外,《新譯仁王經護國品》則稱大黑天為「鬥戰神」,若祀彼神可「增其威德舉事皆勝」 。

唐代文獻中對大黑天「三面六臂」、「髑髏瓔珞」、「披象皮」等忿怒相的詳細描述 ,強調了其作為護法神「降伏惡魔」和「鬥戰神」的威猛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人頭裝飾「純屬象徵,與實際殺生無關」 ,這避免了對其形象的誤讀。這種視覺上的衝擊力旨在震懾邪惡、保護佛法,並為信眾帶來「舉事皆勝」的信心 。這種強大的護法功能,是大黑天其後財神化得以實現的基礎,因為財富的獲得也常被視為一種「勝利」和「順遂」,這種轉變體現了密教在世俗層面的影響力。

大黑天在唐代的職能:軍神、廚房神、施福神及其財神屬性的萌芽

大黑天在古印度即被視為軍神或戰神 。在唐代,其職能進一步擴展。唐僧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記載,8世紀時中原地區寺院循天竺之制,將大黑天奉於食堂或大庫門前,其形象為「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為神王狀,坐把金囊,卻踞小床,一腳垂地。每將油拭,黑色為形,號曰莫訶歌羅,即大黑神也」 。此典籍記載其為「施福神之本據」,能使「求者稱情」,確保食物豐足 。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對大黑天作為「廚房神」和「坐把金囊」形象的記載 ,是大黑天在唐代「財神化」最直接且重要的證據。這顯示了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為了適應漢地社會的實際需求,將一個主要為戰神和護法的忿怒尊,轉化為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廚房神」和「施福神」。這種轉變體現了密教的實用主義面向,即不僅關注出世間的解脫,也重視世間的福祉,從而為其後續的財神化奠定了基礎。這種功能擴展,使得密教在漢地社會中更具吸引力。

IV. 宋朝密教中護法的延續與漢化演變

唐密在宋代的傳承與發展概況

儘管有「會昌法難」導致唐密衰落的說法,但唐密在唐武宗滅佛後並未完全失傳,其法脈得以延續至宋代 。宋朝密教仍相當發達,有法天、天息災、施護等僧人繼續翻譯密教經典,顯示其生命力 。

唐密在會昌法難後「並未失傳」 ,且宋代仍有密教發展與譯經活動 。這種持續性駁斥了唐密在中國中斷的觀點,並強調了其在宋代的持續存在。這種連續性是理解大黑天等護法在宋代進一步漢化和世俗化的前提,因為只有在持續的信仰實踐和文化互動中,神祇的形象和職能才能不斷演變,以適應新的社會文化語境。這種演變過程,使得密教在漢地社會中得以持續發展並深化其影響。

大黑天在宋代的形象變化與本土化現象

在宋代漢地,大黑天的形象開始脫去其可怖的神怪相,轉變為更為溫和的形象,例如「淑女菩薩相」或「溫良謙和」的男像 。大黑天在漢地被稱為「大隨菩薩」,與千手觀音相輔相成,兼具慈悲相和忿怒相 。在中國江南地區,大黑天甚至被漢化為「灶王爺」,形象為「樸實的農民」,完全失去了其在藏地密教中「呼風喚雨的神采」 。

大黑天在宋代從忿怒護法轉變為「淑女菩薩相」、「大隨菩薩」乃至「灶王爺」 ,是其深度漢化和世俗化的關鍵體現。這種轉變是為了適應「漢地農業文明,群體而居,團體意識非常強」的社會背景,將宗教色彩減弱,使其「更世俗化」 。這種轉變直接將其護法功能與日常生活的「食物豐足」和「家庭興旺」聯繫起來,使其「財神化」的屬性變得更加具體和普羅大眾化,從而使其信仰在民間廣泛流傳。這是一個從神聖威猛到世俗親民的顯著演變,反映了佛教為適應當地文化而進行的靈活調整。

宋代密教中其他護法神祇的財神化趨勢

護法神的財神化並非大黑天獨有現象,而是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為迎合世俗信眾對現世利益(尤其是財富和福報)的普遍需求,所採取的一種廣泛的本土化策略。毗沙門天王(多聞天王)作為佛教護法,在唐代已因手持吐寶鼠而象徵「帶財無量」,被稱為「財寶天王」,其信仰在宋代應有延續 。此外,歡喜天(象頭人身,源自印度教的ガネーシャ),作為佛教護法,也被認為能帶來「財運與福運」 。

大黑天的財神化是這一更大趨勢中的一個突出案例,證明了佛教為了在漢地紮根和發展,其教義和神祇功能必須與當地文化和民眾訴求相結合。這種多樣化的財神化現象,顯示了佛教在中國社會中尋求廣泛接受度的策略性調整。

V. 元朝密教中的大黑天:護國戰神與財富象徵

蒙古帝國對藏傳佛教的推崇及其對中原密教的影響

13世紀開始,蒙古人極度崇奉藏傳佛教,使其幾乎成為元朝的國教 。這種崇奉不僅是信仰層面,更因其被認為具有「護國佑民」的現實功用,尤其在軍事和政治穩定方面 。忽必烈夫婦對藏傳佛教大師八思巴(Phagpa)執弟子禮,八思巴被封為帝師,確立了元朝的帝師制度 。

元朝統治者對藏傳佛教的「極度崇奉」和「護國佑民」的政治考量 ,是理解大黑天在元代地位顯著提升的關鍵。這種自上而下的推動,使得藏傳佛教及其護法神祇在中原地區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官方地位和影響力。大黑天作為戰神的強化,直接服務於蒙古帝國的軍事擴張和統治穩定,這表明政治權力與宗教信仰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相互塑造關係,宗教在國家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八思巴與忽必烈對大黑天的信仰與其作為軍神的地位確立

蒙古人自13世紀起將大黑天視為「軍神」 。八思巴曾為忽必烈親自開光大黑天像,以保佑蒙古軍隊擊敗南宋 。元代柳貫的《護國寺碑》記載,忽必烈「常隆事於摩訶葛剌像,以其為國持賴,故又號大護神,列諸大祠,禱輒響應」,明確了其「護國戰神」的地位 。傳說蒙古軍隊征戰時常將大黑天帶在軍中,作戰前必先祈求,甚至有因大黑天顯靈而使宋城不戰而降的記載 。

忽必烈和八思巴對大黑天作為「軍神」的信仰 ,不僅僅是個人信仰,更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戰略性推廣。大黑天被帶入戰場,其「顯靈」導致的「不戰而降」 等傳說,極大地強化了其作為護國戰神的形象和威望。這種軍事上的成功反過來證明了神祇的靈驗,從而鞏固了其信仰基礎,並將其與國家層面的「財富」(如領土擴張、資源獲取)緊密聯繫起來,使其財神化屬性在帝國層面得到新的詮釋。這種宗教與政治的結合,極大地提升了大黑天的地位。

元代大黑天法相的特徵及其與財富的進一步關聯

元代密教中的大黑天法相多樣,包括二臂、四臂、六臂等忿怒相 。其中,「黑財神」(Black Jambhala)是其明確的財富化身,其形象特徵為:身形矮胖、黑膚、紅髮,手持盈血盧器(骷髏碗)和吐寶鼠 。

元代密教中「黑財神」形象的明確出現,特別是其手持「吐寶鼠」(Treasure-spitting mongoose)的標誌性特徵 ,標誌著大黑天「財神化」的進一步專業化和明確化。與唐代「金囊」的模糊象徵相比,吐寶鼠直接指向財富的源源不絕。這反映了藏傳佛教中財神體系的引入,使得大黑天的財富職能不再僅限於廚房或一般施福,而是成為一個專門的、具有明確儀軌的財富本尊,滿足了統治者和民眾對財富累積的更直接需求。這種具體化和專業化,使得大黑天在元代作為財神的地位更加鞏固。

VI. 怙主概念的闡釋與三界怙主在中國密教中的理解

「貢巴」(Gonpo)與「怙主」(Hugzhu)的梵藏漢譯與基本涵義

「怙主」(Hugzhu)是梵語 nātha 的漢譯,藏語為「貢布」(mgon po) 。其基本涵義為「護衛」、「依怙」或「護主」,指提供保護和依賴的對象 。在藏傳佛教中,「貢布」常被用來指稱大黑天 。

術語「貢巴」和「怙主」在梵藏漢之間的對應關係  表明了佛教概念在跨文化傳播中的翻譯與適應。儘管語言不同,但「保護」、「依怙」的核心意義始終貫穿。這確保了即便在不同文化語境下,大黑天作為「怙主」的根本職能得以保留,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符合當地需求的具體表現。這種術語的精確傳譯,對於理解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延續性至關重要。

密教中「怙主」作為護法神的普遍性

在藏傳佛教中,能被稱為「怙主」的護法多為證悟的大菩薩、明王、赫魯嘎,或已見道的天界神明與執金剛神 。護法神在密教中扮演著守護佛法、饒益眾生、息災增益等重要角色 。

「怙主」概念的廣泛性及其包含的層次(從大菩薩到世間護法)  揭示了密教護法體系的複雜性。大黑天作為一個重要的「怙主」,其地位和職能並非孤立存在,而是鑲嵌在一個龐大的保護網絡中。這也解釋了為何大黑天可以同時具有多種職能,因為在廣義的「怙主」概念下,不同的「怙主」可以承擔不同的世間或出世間的保護任務,展現了密教護法體系的靈活性與包容性。

「三怙主」(觀音、文殊、金剛手)的象徵意義

在藏傳佛教中,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和金剛手菩薩被合稱為「三怙主」或「雪山三怙主」 。他們分別象徵佛陀的「慈悲」(觀音)、 「智慧」(文殊)和「力量」(金剛手) 。

「三怙主」概念(慈悲、智慧、力量)  為理解所有「怙主」的功能提供了更高層次的框架。儘管大黑天不屬於這三位,但他作為忿怒護法所展現的「力量」與金剛手菩薩所代表的「力量」相呼應。這表明護法神的力量不僅是世俗的威猛,更是根植於佛法智慧與慈悲的體現,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眾生的解脫與福祉。這種聯繫強調了護法神職能的深層佛教義理基礎。

「三界怙主」在唐、宋、元密教文獻中的闡釋

在藏傳佛教語境中,「三界怙主」一詞有明確使用,如指釋迦牟尼佛或觀世音菩薩 。然而,根據提供的文獻片段,並無直接且詳細闡釋「三界怙主」在唐、宋、元漢地密教中具體涵義的內容。這可能表明該術語在這些時期漢地密教中的普及程度或闡釋深度不如藏傳佛教。因此,在唐、宋、元漢地密教的脈絡下,對「三界怙主」的具體闡釋存在文獻上的局限性,需將重點放在有充分資料支持的大黑天和一般「怙主」概念上。這也提示了未來研究的方向,即探究該詞彙在漢地密教中的確切流傳情況。

VII. 護法神財神化的深層脈絡與具體表現

佛教護法神財神化的普遍現象與其宗教、社會背景

護法神財神化是佛教在不同文化中傳播時的普遍現象,例如日本的大黑天也演變為「廚糧神與財富之神」 。這種演變反映了佛教為適應當地社會需求而進行的「本土化」和「世俗化」過程 。漢地農業文明中,民眾對「食」和「財」的重視,推動了佛學的本土化,護法神的功能也因此從純粹的宗教護持轉向滿足世俗生活需求 。

護法神的財神化是密教在中國「普羅化」的重要途徑,它使得密教能夠在世俗社會中獲得廣泛的基礎和支持。明確指出,大黑天在漢地的演變是「漢地文化推動佛學本土化的一個特徵」,因為「民以食為天,食物在古代對人們的重要性是比生命還重要」,且「人們吃飽喝足之後又有其他需求」。這種對世俗需求的迎合,使得護法神的功能從單純的「護法」擴展到「施福」、「施財」,甚至「送子」,從而增強了佛教在民間的吸引力和接受度。這是一種宗教為生存和發展而進行的策略性調整,以確保其在社會中的持續存在和影響力。

大黑天財神化在唐、宋、元時期的具體圖像與信仰實踐

大黑天在唐、宋、元三朝的財神化並非單一路徑,而是呈現出多樣性和文化適應性。

  •  唐代: 義淨記載大黑天在寺院廚房或庫房中被供奉,形象為「坐把金囊」,直接暗示其與財富和食物豐足的關聯 。
  •  宋代: 大黑天進一步漢化,在江南地區被視為「灶王爺」,形象為「樸實的農民」,象徵家庭的食物豐足和日常生活的富裕 。同時,他被稱為「大隨菩薩」,而大隨菩薩本身也與財富有所關聯 。
  •  元代: 受藏傳佛教影響,明確出現「黑財神」的化身,其標誌性持物為「吐寶鼠」,象徵直接賜予財富,消除貧困 。蒙古統治者將其視為軍神,軍事勝利也間接帶來財富與安定 。

從唐代的「金囊」  到宋代的「灶王爺」  和「大隨菩薩」 ,再到元代藏密影響下的「吐寶鼠」黑財神 ,其財富屬性的表達方式越來越具體和專業化。這種演變反映了不同時期漢地社會對財富的不同理解和需求,以及佛教為滿足這些需求而進行的靈活調適。這種演變也體現了佛教在中國的深度融合,使其不僅是外來宗教,更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財神化現象對密教世俗影響的分析

護法神的財神化使得密教能夠更廣泛地融入民間信仰,吸引更多信眾,尤其是在經濟生活層面 。然而,這種世俗化也伴隨著「減去了很多宗教色彩」的現象,使得一些深奧的密教義理在民間信仰中被簡化或淡化 。

這種權衡揭示了宗教在適應社會時所面臨的內在張力:為了擴大影響力而迎合世俗需求,可能導致其核心教義的稀釋。這種權衡是所有外來宗教在本土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挑戰,也是其長期發展中需要不斷平衡的議題。

關鍵表格

表1:唐、宋、元時期大黑天法相與職能演變對照表

朝代主要譯師/傳承主要法相特徵主要職能財神化表現
善無畏、金剛智、不空青色三面六臂,執劍、人頭、羊牝、象皮、髑髏瓔珞軍神、廚房神、施福神坐把金囊
法天、天息災、施護 (唐密延續)脫去可怖神怪相,淑女菩薩相/溫良謙和男像,或樸實農民(灶王爺)廚房神、灶王爺、大隨菩薩(財神屬性強化)灶王爺(食物豐足、家庭興旺)
八思巴 (藏密影響)忿怒相,二臂、四臂、六臂,黑財神(吐寶鼠)護國戰神、財富之神(尤其黑財神)吐寶鼠

表2:唐、宋、元密教中「怙主」概念與主要護法神祇概覽

概念/神祇定義/涵義與財神化關聯
怙主 (Hugzhu)梵語 nātha 的漢譯,藏語「貢布」(mgon po)。意為「護衛」、「依怙」、「護主」。普遍作為護法,為信徒提供保護和幫助。
貢巴 (Gonpo) 藏語(nag po Chen po),音譯「貢布」,意譯為「怙主」。常指稱大黑天。同上,特指大黑天時,其財神屬性顯著。
三怙主 (Three Protectors) 觀世音菩薩(慈悲)、文殊菩薩(智慧)、金剛手菩薩(願力/力量)。象徵佛教核心品質,金剛手代表力量,與護法職能相關。
三界怙主 (Three Realms Protector)在藏傳佛教中指釋迦牟尼佛或觀世音菩薩。在唐、宋、元漢地密教文獻中,缺乏具體闡釋。無直接財神化關聯的記載。
大黑天 (Mahākāla)濕婆化身,密教重要護法。廚房神、施福神、黑財神(吐寶鼠)。
毘沙門天王 (Vaisravana)佛教護法,四大天王之一。財寶天王,手持吐寶鼠。
歡喜天 (Ganesha)印度教象頭神,被佛教攝受為護法。帶來財運與福運。

VIII. 結論

大黑天作為濕婆化身,自唐代傳入中國密教後,其職能和形象經歷了顯著演變。唐代,他作為軍神、廚房神和施福神初現,並帶有「金囊」的財富象徵。宋代,他進一步漢化,甚至融入民間信仰成為「灶王爺」,其財富屬性更趨日常化和本土化。元代,在藏傳佛教的強烈影響下,大黑天作為「護國戰神」的地位被極大強化,同時「黑財神」的明確化身及其「吐寶鼠」的形象,使其財富職能更為專業和顯著。

護法神的財神化是中國密教(乃至整個佛教)本土化和世俗化的重要策略,使其能夠更好地滿足信眾對現世福祉的需求。這種演變使得密教在不同歷史時期都能保持其活力和影響力,從皇家層面的護國佑民,到民間層面的家庭富足,都找到了其存在的社會基礎。

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三界怙主」概念在漢地密教文獻中的具體流傳和闡釋情況,以彌補現有資料的不足。同時,亦可深入比較大黑天在不同地域(如雲南大理地區)的具體漢化路徑,豐富其財神化演變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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